治疗 第二十九天（1 / 2）

星期一

整个劳动节假日，我有三天没有治疗，有一种犹如被人遗弃的感觉。波特兰整个城市空了，所有的人都去海滩，去山里。我们这里夏天的气候真是好极了——暖和，干燥，白天阳光明媚，夜间凉爽宜人——不过劳动节过后，秋天的雨季就开始了，非常潮湿，乌云密布，直到明年的夏天，很少看见太阳了。

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已离城而去，作最后的尽兴之游。俄勒岗的海岸线只有九十分钟的车程之遥，那里白天是七十多度的气温，早晨有一片薄雾笼罩，整天能听到惊涛拍岸。要不是我的毛病，我也会和全家人一起在那里的沙滩上漫步，在众多的海边小饭馆里大快朵颐，吃着新鲜的邓杰内斯蟹或者当地的剃刀蛤蜊。

因我感到特别疲劳软弱，只得请娣开车一起外出。我们的居屋离波特兰市中心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但是我们就像住在乡下一样，四周是被小山上高高的冷杉树所围绕成的森林。当我们向市中心去的时候，沿着弯曲而狭窄的山路直下一千英尺，途中既能远眺覆盖着积雪的大山，又能俯视被韦拉米图河一分为二的市中心。因为是节日，街上几无车辆，即使是平常工作日，我们这里也没有那种大城市的拥挤交通。今天更是特别，这里犹如一座空城，从家中到市区的路上我还没有遇上十辆车。在市中心我可以随意泊车，有一辆市内公车孤粼粼的行驶在林荫大道上，旅馆门口则停着几辆观光巴士，街上很少看见行人，商店都关着门。

我特别想看看我的办公室，我已有六个星期没去那里了。那条街和市中心同样的荒凉无人，我的诊所是一层楼的砖头建筑，隔壁就是我岳母开创的萝丝饭店。我陷入了强烈的怀旧思绪而不想回家了。三十年来，每个工作日我都在萝丝里用午餐，在我岳母把这饭店卖掉以后也是如此。新的店主依然为我的办公室保留餐桌，这里是市内能吃到腌制牛三明治和一碗妈造汤团（用无酵饼研成粉做的）的不多去处之一。和我一起吃中饭的是我的弟弟，几个儿子，侄子和我的同事们，我们吃得很简单，重要的是我们的同道情谊和友好交谈。我们讨论复杂的病例，有的讲述一天中的好笑事情，没有人拉高嗓子，没有人发生争吵，这不是卢森堡家族的风格，我管辖着他们充满了家长的荣耀。在这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和他们的兄弟，儿子，侄子，和他们的同事和平相处呢？而现在，突然之间，仿佛一切都成了过去。

治疗第二十九天

我的治疗将近完成了，但我不是疑惧减少而是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当我被告知得了癌症时，我便进入了一种休克状态。医生试图安慰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不要骗我，我把坏消息告诉我的病人时也是这样说的，甚至我知道病人快要死了，我还提供希望和治疗呐。”

随着日子的过去，我从休克中恢复过来，因每天的一成不变而逐渐放松。我的声音退化到只有耳语的程度，我把一个警察用的哨子挂在脖子上，当娣叫我的时候，我便吹哨回应她。给我下诊断的杜伏医生，从手术后再没见过，放科专家利特医生每周见我一次，每次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推算起来，检查的日子又近了，我真恐惧再次检查时听到这样的话：“x线没起作用，我们将不得不开刀”。就像判案中的被告，我正面临着陪审团进来宣告裁定的一刻，难怪我比以往更为紧张，没有人跟我讲任何事情，劳动节的治疗中断只能增加我的不安。

现在劳动节已过，今天我回到医院去重新开始治疗。夏天期间医院大厅内是空空荡荡，现在又充满了人，一小群学生正围在那里交谈，我认出他们是低年级的学生，因为他们穿着白外套，头颈里挂着听诊器。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真实的事物——活的病人！当他们进入电梯时，我听见他们的谈话。“你看到他的巩膜黄疸吗？”“他的胆红素肯定升高。”“他不是就归。”“我打赌是癌。”

这些学生似乎很陶醉于用新学到的词汇去熟练地谈论那个不是酒鬼而很可能是肝癌的家伙。对他们而言，这是新鲜而又令人兴奋的，但对病人而言，这太可怕了。

虽然我曾是个学生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还记得为着这件白大褂和听诊器我是多么的自豪。在最初二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实验室和书本上，与动物做伴，在三年级时才被允许进入病房接触病人，在那时才开始进入这独一无二，尊贵而奥秘的专业领域。那时的医学教育主要着眼于诊断，而治疗并不怎么强调。假如病人死了，我们就尽力的从家属处获得尸体解剖的允准，能获得最多允准的学生会受到奖励。

死后的组织病理检查是确定正确诊断的唯一方法，在那个时代，最好的医生预期会有一半的时间犯错。现代尸体解剖的研究表明，在最好的医院里，好的医生会每四个病人中有一个误诊。在诊断正确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能存活。在有些医院里，误诊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在我学医的早期阶段，再没有更好的诊断手段。其实先进诊断技术的应用并不排除需要医生的良好判断，过度依赖于某些技术措施可能得到安全上的错觉和导致误诊。

在早年的医学院里，一个医生学到的就是他不可能什么都懂，这个领域是太广大，太复杂了，因此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不要重犯这些错误，从不承认错误的医生是一个危险的愚人。

露茜.凯曲给了我一个教训。她是个中年妇女，主诉肌疼痛，关节肿胀和疲倦无力。我随访跟踪了她五年，我怀疑她是得了系统红斑狼疮。但是这个诊断颇有麻烦，实验室检查第一天是阳，第二天又转成了，我是据病人的口述而非过得硬的实验室证据而下的诊断。她对考的松——标准治疗法，有良好反应，但是长期服用考的松有严重的副作用，我每次都试图撤药或减少剂量，都被露茜拒绝。我真是担心，我是在给她毒药。对这个诊断，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又停止不了她的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病人抱怨痛得更厉害了，我拒绝给她更多的考的松，因为那是害了她，也拒绝给她可待因，因为镇静剂治疗慢疼痛会产生成瘾。

有一天夜里，医院急诊室给我打电话，露茜在那里，并要求止痛片，“让她用吧！”我指示。

接着一星期她被送进医院做了大量的x光检查，实验室试验和会诊，结果没有任何疾病的证据。在早晨查房的时候，我把她这个病例介绍给学生们，并对这些年轻的医生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没有病的病人是怎样愚弄了最好的医生，并造成了过度治疗”。无论如何，我决定结束在她身上的所有工作，第二天送她回家，除了再做一个骨扫描，那是一个将放物质注进静脉而后进入骨头的试验。

下午放科医生打电话给我，“骨扫描显示她的骨盆和脊椎有广泛转移癌。”露茜没有活多久，尸体解剖发现了一个很小的未被查出的□癌，这个癌在□内并未扩大，但已破裂并种植于骨骼系统。

现在我是一个病人，尽管我知道这么多，我还是要我的医生是个神，我要相信一个什么都懂的医生。

一位病人曾如此的向我介绍他自己：“我有类风湿关节炎，我搜索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我给美国类风湿病协会写信，他们将你推荐给我，这真使我大吃一惊，你的办公室离我家只有一个街区！”“坦白和你说吧”，我告诉他，“假如我得了你的病，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也不会好到令我满足的”。

事实就是如此，即使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有了崇高的声誉，我从来没有治愈任何一个关节炎病人。换句话说，我帮助了病人，不错，但还有很多病人有着持续的难以消除的疼痛，对他们，我束手无策。

所以，现在，在我自己这个情况中，我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了吗？谁知道？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对我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