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味的医疗(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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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在1911年前,平均来说,凡看过一个医生的病人,其情况要比没有看过医生的病人还差。换句话说,一个远离医生的病人,其恢复的机会比去找医生的病人更多。(我们看见更多的最近研究表明,在医生稀少的时期,死亡率是下降的)

我从医学院毕业是1938年,在那个年代,医学是更多像牧师的职责而不像科学。有一个被津津乐道的考试题是:假如你在一个荒岛上生存,随身只能携带六种药物,那六种药物能满足你做医生的需要?答案是:治疗梅毒的砷剂,治疗疟疾的奎宁,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恶贫血的肝制剂,治疗心脏病的洋地黄,和止痛的吗啡。所有其他的药物,纯粹都是安慰剂,除了心理作用外没有任何价值。手术也主要局限于接骨,扁桃体切除和腹腔器官的切除。产科医生知道,他们做得越少,对病人越好,他们的老师忠告他们:等着,不要干扰,让其自然分娩。

抗生素的发现开创了现代医学,但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能治愈的,比如对病毒感染,我们就没有好方法。我们对许多中风,多发硬化,和阿尔采默氏病等的治疗,可能只是比安慰剂略胜一筹而已。

随着高科技介入医疗的日益增多,有些手术已成了二面刃:我们切除了本来永远不该切除的扁桃体,淋巴腺,子,还断言它们是感染灶所在。

我们据凡增大的腺体都是有害的这一可疑的理论,用x线照儿童的增大的腺,以后由于x线的作用,这些腺产生了癌变。

我们给孕妇des(己醯雌酚)以预防流产,其结果却造成了他们的女儿发生生殖系统肿瘤。

我们给孕妇thalidomide(反应停)以帮助睡眠,却造成了她们的小孩出生时发育不全。

我们将食欲抑制剂给病人以帮助减肥,结果却因药物造成白内障而使病人失明。

这样的例子似乎没有完,我们无意识地将给药的目的由治疗而转变为杀伤,将手术的目的由帮助而转变为催惨。

我知道一些医生,甚至是癌症协会的发言人,当他们自己得了癌症以后,就放弃了用常见的药物去治疗不常见的疾病。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神仙,作为一个普通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做。从总体来说,肿瘤的治愈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帮助病人的医生,广受称颂和尊敬,他们总归还是从病人的痛苦中赚钱。

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把医疗和经济分离开来的议题,即使将此议题转向州政府,还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麻烦,因为它又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和一个税收事件。

我知道一位牧师,因为部分地解决了他教区内一位居民的困境而声誉鹊起。病人正当壮年,是一个四十五岁的管理人员,有着太太和二个小孩。他因一次车祸碰撞,头部受伤而陷入昏迷,几周以后显然回天乏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如今天的尖端技术能使几乎无望的昏迷病人存活,但我们为维持这个病人的生命迹象依然竭尽努力。这个病人被置于热毯之中以维持体温,用呼吸器以维持呼吸,静脉输入养料和水分,他在无意识的植物人状态维持着生命。几个月以后,病人的太太向医生和医院提出抗议,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险已大大的超支,她再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而且她知道她将成为一无分文的寡妇。没有人帮得上忙,医生和医院忠告她说,伦理道德要求他们想尽办法维持病人的生命,我也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妇人找到了她教区的牧师求助,牧师便打电话给医院的行政主管,他解释说,“一周之内,这家人家的医疗保险将因超支而停顿。这位太太没有任何私人基金,现在连养活她自己也成了问题。我已对她说了,一旦医疗保险停止,她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和责任去付医生和医院的账单”。不知怎么搞的,同一件事在几天之内,医生和医院都找到了停止氧气,暖毯,静脉输和持续护理的理由。(尽管撤去了这些支持疗法,像有些会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个病人又继续存活了五年。)

我不想反应过度,尽管这个病例是失败了,但医学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我们控制了糖尿病,高血压,恶贫血和许多传染病,我们还能成功地施行某些心,肺,脑的手术,我们能用有效的人造关节替换病损关节。甚至有些肿瘤已能治愈,其它的肿瘤也能缓解。不过,我发现我自己为了让这些正面的成就来支撑我的信心还是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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