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1 / 2）

底的落脚点还要在“信仰”这两个字上。所谓有主义的团队，就是有抱负有使命有大发展的团队，这样的团队只靠利益奖惩与简单的说教是不能够形成决定团队发展的核心力量层的，而核心力量层的形成与发展除了物质利益名位推荐之外还必须有精神与信仰的感召，否则这个力量层就不会是真正是核心力量。

曾国藩曾经坦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曾国藩全集·书札》这是说他书生领兵的出发点，要以自我之修身来感召天下之豪杰。

他又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 《曾国藩全集·家书》这里以“二三君子”自命，又举起“诚朴”与“血诚”的大旗，就是号召天下以君子自命的人才们都走到个共同的伟大事业里来。

所以他因此论选将的标准说：“带兵之人，第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全集·家书》这个“忠义血性”作为最高标准，既是他选将的标准，也是他打造团队核心层即其幕府的人才选择标准。

这就要说到我个人认为曾国藩打造有主义的团队时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了。般作为个团队或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很难不因所处地位的原因产生自我的心理膨胀，从而从最初创业时的信仰感召变质成后来的权力感召权威感召，甚至是威权统治。这就是中国专制文化最大的陋习所在。但曾国藩超越了这点，作为团队的最高领导，他能始终以信仰来感召人才，而非以个人权威感召，以个人威权来统驭。所以他手下人才辈出，但都是对事业忠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虽然很多当权者总是以为对个人的忠诚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其实这根本不是回事儿。

举例来说，像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这些当世杰出的人才，他们虽然都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府，都是曾国藩手提拔上来，甚至扶上马还送了无数程，但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与曾国藩都有不同意见。不仅能有不同意见，甚至还能坚持不同意见，甚至因此与自己的恩人曾国藩闹出很大的矛盾来。

像左宗棠在举报曾国藩放走洪天贵福的事情上不惜与曾国藩闹翻，也要坚决说出实情；像李鸿章在对付捻军的战略上始终与自己最敬爱的曾老师意见相左；像沈葆桢在湘军的财务与军饷问题上更是对曾国藩寸步不让。他们都曾经让自己的这位大恩人老领导曾国藩很狼狈，甚至不惜闹出天下议论纷纷的公案，也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利国利民的路线与主张。

他们谈起曾国藩的为人都评价极高，甚至极为佩服，但他们对共同的事业，却能不随曾国藩曾老师曾恩人而盲从。这就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信仰崇拜！

这种信仰崇拜氛围的营造，就是曾国藩在打造团队核心力量层时，在打造个有主义的团队时，最为精彩最具历史价值与意义的真正的大手笔！

曾国藩书生治军，打造了个有主义的团队，汇聚了个时代的智慧与力量，创造了段历史的传奇。后来，不论是军事家如蔡锷，还是政治家如毛泽东蒋介石，还是当今无数的企业家，都把他的团队艺术奉为圭臬。虽然湘军的历史功过向来争议不已，但其中的道理，依然值得今人不断反思与借鉴。

曾国藩打造团队的艺术不禁让人想起个伟大的物理学故事来。

公元前213年，罗马与迦太基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连年开战，叙拉古作为处于两个强大帝国中间的弱小城邦，最终选择了迦太基。罗马帝国因此发兵来攻叙拉古小城。叙拉古虽然抵抗住了罗马军团的进攻，但很快实力就消耗殆尽。这时，罗马军团卷土重来，调来支庞大的海上舰队来攻叙拉古，而叙拉古连守城的弓箭与武器都已经用尽了。

就在全城百姓筹莫展之际，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召集了城中的妇女儿童在骄阳似火的午后来到城上。按阿基米德的吩咐，他们每人都拿着面镜子，然后在阿基米德的指导下，起集中向艘罗马战舰的船帆上照去。不会儿，白帆冒出了火焰，整个战船也随即燃烧起来。于是群妇女与儿童面对当时最强大的罗马舰队，只用普通的镜子就让所有的罗马战舰都葬身于火海。罗马军团在战未开的情况下大败而还。

之所以称这是个伟大的物理学故事，是因为阿基米德只不过用了个小小的物理学原理——将凹面镜把阳光反射聚焦到个点上，然后点燃易燃的船帆。它蕴含的哲理是：当分散的量能聚集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

这是个小小的物理学原理，同时又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原理，关键就在于“聚集”“汇聚”“凝聚”与“聚焦”，而个团队的力量也同样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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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暴雨梨花针

曾国藩家训最大的特色是不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还深入到了社会教育层面，所以我们称其为“千古第家训”。即使在家庭教育层面，它也非常独特，尤其是它的教育对象，不仅限于对子女的教育，还侧重于对兄弟族人的教育，这使得曾国藩家训在家庭教育上也因此具备了十分独特的内涵与十分广阔的外延。

事实上，正因为曾国藩十分注重家庭教育，而他的家庭教育成果又如此丰富，所以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这三部曲的综合实践来看，在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中，很难有出其右者。

当然，虽然曾国藩如此重视家庭教育，但也不代表他们曾家就没有家庭矛盾。尤其是曾国藩与几个弟弟之间，虽然手足情深，但上下牙齿还有磕磕碰碰“打架”的时候，就更别说是人了。

曾国藩兄弟共五人，他是老大，老二曾国潢，老三曾国华，老四曾国荃，老五曾国葆。因为四个弟弟比曾国藩小很多，他们的父亲曾麟书性格又偏内向，所以曾国藩长子为父，平常就主动承担起了教育几个弟弟的责任。

曾国藩年轻时性子是有些急躁的，所以他在家书中也曾回忆并反思说年轻时教育几个弟弟的方法往往是疾风暴雨式的，比较粗暴，弄得几个弟弟还比较怕他。后来，随着曾国藩修身境界的提高，终于出现了转折。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他与弟弟们之间的次矛盾。

这个转折点我们在他识己修身的部分里也提到过，叫做“次意外之财引发的家庭财务危机”。是说曾国藩刚开始做京官的时候，日子直过得很紧巴，甚至很多时候要靠举债度日。而家里虽然也借着债把他供成了“公务员”，可他端着铁饭碗却自保都难，更不要说接济湖南老家。后来曾国藩时来运转，被外放到四川做乡试的主考官。京官外放，就是发横财的机会，这下曾国藩下赚了千好几百两的外快。曾国藩把小头留下，把大头整整千两白银寄回老家以尽孝心。可他因为太高兴了，在家书里画蛇添足地提出了这千两白银的使用办法——留六百两自家用，四百两接济穷亲戚与族人。

对于曾国藩的家书，他爹并没什么意见，但却惹恼了老三和老四，他们写信来讽刺老大哥，说他在外面过当官的日子，不了解湖南老家的窘境，家里欠债刚好千两，你老大寄回来的钱不过才够还债之用，不用说改善生活了。甚至还说曾国藩分四百两给族人的提法，不过是邀名之心，不过是想做秀罢了。

曾国藩好心干坏事，被弟弟们顿抢白嘲讽，不禁心头火起，依他以往教育弟弟们的威严，恨不得立刻写封信把两个不懂事的弟弟臭骂顿。可当时的曾国藩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他已经拜唐鉴倭仁为师开始努力地克己修身，所以他痛定思痛，反思自身，然后温柔敦厚地写了封家书，先做自我检讨，后又谆谆善诱，最后不仅春风化雨地化解了这场家庭财务危机，还让弟弟们既同意了他的分配方案，又对他心服口服。这封家书很有名，也是曾国藩教育子弟的个典型代表，更体现了曾国藩家庭教育手段的次典型转变。

可后来过了很多年，这位温柔敦厚的长兄有次突然发飙，不仅放弃了贯以来的春风化雨式教育，改胸怀宽广的长兄风范，还弄出了场兄弟间的流血事件。

当时曾国藩已经在外带湘军作战很多年，他的几个弟弟中除了老二曾国潢在湖南老家看家没有出来带兵打仗，老三曾国华老四曾国荃老五曾国葆这时候都已经是湘军中的名将了。有次曾国藩回湖南老家，与多年未见的二弟曾国潢久别重逢，二人兄弟情深，秉烛夜谈，别提多激动了。可是过了两天，曾国潢看大哥面色越来越沉重，知道他有心事，但也不好多问，也就没太当回事。

这天，曾国潢正在睡午觉，曾国藩突然走进了他的房间。曾国藩走到弟弟床前，并没有叫醒酣睡中的弟弟，而是脸色凝重地盯着熟睡中的弟弟看了半天。曾国藩脸色凝重也就罢了，问题是他的手上还拿着根缝被子用的长针。

曾国藩盯着熟睡中的弟弟看了会儿，突然咬牙，举起手里的针，冲着曾国潢的大腿下就扎了下去。

曾国潢本来正在美梦中，突然阵剧痛，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本能地大喊着：“痛死我了！痛死我了！”再看自己腿上鲜血长流，更是发疯样地喊：“痛死了！痛死了！”

他喊了两声，等他看清正是自己的哥哥曾国藩拿着针站在自己面前，至少知道了是怎么回事——这当然不是谋杀，因为刺自己的正是自己平常最敬重的大哥！但当大哥的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弟弟呢？所以曾国潢先是不解，后是气愤，所以他边喊“痛死了”，边对着哥哥喊：“你好残忍啊！”

曾国藩看着弟弟叫了半天，也不答话，等他情绪慢慢稳定了，才面色凝重地说：“你说我残忍，我只不过拿针扎你下！你砍别人的脑袋的时候，怎么不想自己残忍不残忍？”

这话说，曾国潢立刻不喊了，抱着流血的腿，低下下头。

原来，曾国藩这些日子之所以面色越来越沉重，是他了解到了个现象，个事实。现象是他们曾家在湖南老家居然以飞扬跋扈出名，事实是这个在老家管理家务的曾国潢居然滥杀无辜。

曾家兄弟里唯有曾国潢没有出山带兵，曾国藩觉得他比较稳重，让他在老家负责管理曾氏族的家务。但曾国潢仗着曾国藩的权势在家乡可谓是横行乡里。当地的县令叫朱孙诒，是个很精明的家伙，他知道想要位子坐得稳，就要和曾家搞好关系，尤其这位主持家务的曾二爷，所以他特别注意拉拢曾国潢，平常有什么好处都有意无意地向曾家倾斜。刚好曾国潢这个人比较贪，小便宜占多了就忘了大哥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插手地方政务的话。

朱孙诒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要办团练，本来没有曾国潢的事，他却热心得不得了，主动帮助办团练，还组织了个“安良会”。等到手上有人有打手了，曾国潢就开始心理膨胀了，开始是蛮横地对待乡民与流亡的饥民，后来杀戒开，居然开始滥杀无辜。再后来发展到不仅般百姓，就算是当地知名的乡绅，只要与曾国潢不和，都会被他搞得家破人亡。

比如湘乡同德里有个叫王友交的乡绅，他的祖上曾经出资在永丰建了座石桥，到了咸丰年间，这座桥已经年久失修了，这个王友交就号召本族的人出钱出力，花了两年时间又把这座桥翻修新。这种善举在地方上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影响很大的事儿，所以般会在修好后搞个通桥仪式。在仪式上按规矩要请当地的头面人物，或德高望重的人物，或本族的族长先在桥上走遍，这叫“试桥”。在商议让谁来试桥的时候，有人提议当地的头面人物当然是曾家的曾二爷，但有很多人不同意，认为曾国潢滥杀无辜，德行不够，既然这样，还不如请本族的族长来试桥，最后决定还是由王友交亲自试桥。

试桥那天，王友交春风得意地从桥上走了遍，过了桥却突然发现曾国潢正冷冷地站在桥头。原来曾国潢听说这事之后，居然不请自到，但他赶到之时王友交已经试过桥了，所以他怒容满面，只是冷冷地盯着王友交死看了两眼，就语不发地转身离去了。

王友交被曾国潢看得毛骨悚然，就担心没什么好果子吃。果不其然，后来传说有太平军部要攻到湖南，各地紧急扩充团练，县令让王友交负责其中的块。王因有病在身，只能推辞，曾国潢立刻诬告王友交“通匪”。立案之后应将案犯解赴长沙，在半路上马突然惊了，王友交就莫名其妙地摔死了。

连德高望重且有钱有势的乡绅也不在曾国潢的眼里，更不用说般的草民百姓了。

曾国藩正是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才心情沉重起来，所以他改往日教育弟弟时春风化雨式的教育，突然来了这么出“暴雨梨花针”式的惩戒。他看着低头认错的弟弟，历数其作恶多端之事，然后又为他分析家族立身之道，长久保身之道，说得曾国潢后来痛哭流涕，捂着流血的大腿向大哥认错，保证以后痛改前非。

还别说，曾国藩这次“暴雨梨花针”式的教育效果还不错，后来曾国潢果然痛改前非，日渐乐善好施，晚年时在乡里名声越来越好，大家对他的看法纷纷改观，居然以“善人”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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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乡绅

曾国藩如此教育，居然收效，但我们不禁要问，曾国藩责备他弟弟杀了人，竟然动用“针刺大腿”之刑，可当年他自己任湖南团练大臣的时候设置审案局，两个月内杀了180多人，以至于被当时的人骂为“曾剃头”，他怎么不拿针来刺刺自己呢？后来他带兵打仗，除了老二国潢，三弟国华四弟国荃五弟国葆都是湘军时名将，打仗就要死人，就要杀人，这几个弟弟杀了很多人，像曾国荃甚至还有过屠城的恶行，曾国藩为什么不挨个拿针刺回呢？

这就要说到曾国藩家训中那句非常著名的名言——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全集·家书》

正是居官与居家的区别反映了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中某些根本性观念。

首先来看下，他对二弟曾国潢杀人为何如此不能容忍，但为什么对其他几个弟弟和自己杀人却能容忍？这也牵扯到“居官”与“居家”的区别。

毫无疑问，曾国藩他们兄弟几个出来带兵打仗，最后都有朝廷正式的封职，这叫“在朝为官”，而曾国潢不样，他是“在乡为绅”。官与绅虽然有时会放在起说，叫官绅，但在中国古代，官与绅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甚至，从中国古代制度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看，乡绅文化是有别于官僚文化的种独特的存在。

我们般以为古代的行政管理手段与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政府的行政触角会延伸到每个乡村，甚至每户人家，其实这是个误解。儒家治国所奉行的行政治理精神，叫：“国有法，乡有约，家有训。”是说国家层面是靠法律来治理的，而乡村层面则是靠乡约来治理，而家庭层面则是靠家训来治理的。这也是我们说家训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核心载体之的原因。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乡村是整个社会建构最重要的基石。在这个基层社会，其管理的主要方式居然不是靠行政管理，而是靠乡约管理，这确实出乎很多人预料，这多少有了些基层自治的色彩。既然到了乡村级主要靠乡约来治理，那就要考虑乡约的制定与执行如何才能公正公平。而承担这个使命的群体就是乡绅。

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不仕或落第的士子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因疾病或退休长期在乡赋闲的中小官吏，以及各个宗族的族长或元老组成。他们般比较富裕，但更重要的个条件是必须有“清望”。

清望这个词在儒家文化里是非常讲究的，其实就是美好的声望。乡绅为什么首先要有清望呢？因为在中国古代，乡绅担负着两个重要的社会使命，个是率民教化，是个自治维权。

因为在乡村这种基层，政府的行政触角鞭长莫及，所以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主要是由乡绅担负的，而政府对此也是大力支持的。所以当时公共性质的乡塾宗塾族塾，也就是当时主要的乡村学校，都是由乡绅来出资助办的。再有就是乡村自治的乡约族规的制定，也主要是由乡绅们集体讨论制定。这就要求能参与此事的乡绅必须能服众，必须得以德服人，这就是要有清望。

但这种清望不仅对下要有清望，还要对上有清望，因为乡绅还担负着维护当地民心与安定替乡民伸张正义，乃至替百姓向官府争取合法权利的重任，这就是自治与维权了。这就要求乡绅不仅能以德服人，还要能以德服政，也就是让政府认可满意并敬重。这点我们可以比照下英美文化中的太平绅士制度，像受此影响的香港地区的太平绅士，既有防止非法刑罚，又有裁判般民事纠纷的权利，这就是维权，就是维护民心与安定。但他们并不是标准的法官，这就叫德服人。可这种太平绅士又是政府任命的，说明他们能以德服政。所以香港很多有文化有财富有清望的人士都希望能得到太平绅士的任命，视之为种莫大的荣誉。

因为既要以德服百姓，又要以德服政府，乡绅就必须在社会中占据独特的文化地位，事实上这个阶层本身就是儒家宗法伦理的产物，所以乡绅对儒家文化的忠诚许多时候甚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员们。尤其是皇权易主朝代更替天下大乱之际，从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看，乡绅阶层捍卫儒学的决心与勇气往往是胜过官吏的。

曾国藩也曾有过乡绅的身份，他以侍郎的身份在乡为父母守丧，那个时候他不是朝廷官员，又有文化，又有名望，所以他当时就是乡绅。他们曾家名门大户，对乡约族规等的制定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所以他们家当然是乡绅之家。后来曾氏兄弟出山带兵任职，那就是摆脱了乡绅的身份了，于是曾家唯剩下的没出山的曾国潢也就自然成了当地著名的乡绅。

任何个阶层都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乡绅里也有类人，不仅没有清望，甚至还有恶名，这类就叫“劣绅”。所以我们以前看革命电影，土豪劣绅就是人民最大的敌人之，喊久了我们以为所有的乡绅都是土豪劣绅，其实不然。平心而论，在中国古代，乡绅的主体还是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