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章（2 / 2）

如同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个年份，有两个在表面看来与时尚、消费、欲望完全无关的人物相继去世，他们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

这两个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人物分别于1976年1月8日和1976年9月9日离开了无限热爱他们的人民。这个期间，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一场青年暴动以它强大的力量震撼了中国大地，震撼了统治着中华民族的官僚机器，这场暴动与我们所要叙述的生活方式无关，但没有这股愤怒的青春火焰，没有这股火焰的猛烈燃烧，也就不会有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氛围。

由于社会政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逻辑地，社会生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1977年的上海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而在1977年8月，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后者的重要性一直要再过十年才会被上海男女深切地感觉。那个时候，人们的想像力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将由这个闪闪发亮的小怪物所决定，出现在屏幕上的种种视像最终将使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变得与前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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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至1979年，电视机远远不是流行物品，但在这个时期，社会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有两部作品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脑海深处，由于它们的重大性，我甚至不敢轻率地使用〃重大〃这个词语。

第一部作品叫《伤痕》。

作品的作者叫卢新华。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78级。在这之前，他象所有的“老三届”一样，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生活了若干年，当时代终于前进到让他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时，他没有浪费时代给予他的机会，他将自己积累的种种经验、种种思考，完成在短篇小说《伤痕》中。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经意地，他拨动了1979年的中国神经；不经意地，他释放了中国社会积郁已久的思想狂潮，同时，他也为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者打开了倾诉、控诉的闸门。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文学乃至社会学层面上，《伤痕》都是一个标志性作品，而卢新华先生也因此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直到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和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将人们的眼光拉了开去。

和卢新华同时成为标志性人物的是宗福先。

1976年9月9日，从这天往前或推后（4）

这个工作于上海某企业的男性剧作家，以比卢新华更为充沛的情感写出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这个话剧造成的轰动效果是匪夷所思的，宗福先先生和他的团队在中国各地周游演出，他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

作为作家和剧作家，他们两人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真正地位或许还要留待历史来界定，尽管，就轰动的效应而言他们取得的是寻常作家梦寐以求却不敢随意奢望的成就。　作为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成就的却是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方能成就的事业，他们推动了时代的车轮，他们解放了人民的情感，他们让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而产生，他们个人因此成为另外一种意义的不朽的纪念碑。

上述发生的一切从去世的周恩来、毛泽东到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让中国震撼的卢新华、宗福先他们与时尚、消费和欲望的历史在表层上也许不那么相干，但它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崩溃”的宏大背景，一个绝对不能或缺的社会政治的深度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任何的回忆都无从谈起，那个在1976年9月9日走出上海市卢湾区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的青年人，也就不会对后来的生活、后来的城市、后来的人们的七情六欲发生那么多的感慨和联想。

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1）

在卢新华的《伤痕》和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一边，城市倾听到了《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

是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有了悄悄的松动，满大街不再是单调的八个样板戏的旋律，也不再是让人听得生腻的〃阿瓦唱新歌〃或“月飞山，英雄的山”，尽管依然还在按照严格的〃向左、向左、向左〃的律令，但兄弟国家的戏剧、电影作品逐一地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国这座最具纪律性、也最具世界主义眼光的城市中。

较早的时候，人们已经看见了“欧洲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那个接吻的镜头，这个镜头让上海多少青春少年为此怦然心动，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在一贫如洗的城市角落里以生命的名义而偷偷地模仿着镜头中的动作，他们中也有人为了这个模仿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以〃猥亵者与被猥亵者〃的身份永远地丧失了正常人的一切，在六、七十年代的毒辣的太阳下裸露着自己那个可耻的阴阳的头颅。

上海的青春男女还深刻地记取了《创伤》中反复接吻的镜头，由于这部影片明显地触犯了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禁令，导致了它放映不久之后的被彻底禁锢。

《宁死不屈》是深刻影响上海的影片之一。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仅深刻地记取了阿尔巴尼亚女英雄米拉·格拉米的绝世美貌，他们还深刻地记取了德军少校汉斯·芬斯·斯多茨先生的精彩台词：

姑娘，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而你呢，将在这里默默地死去。

上海的青春男女会心地感受着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之间的问候：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即使岁月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中许多人还会清晰地记得荡漾在那座白色山城中的那句问候，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一个暗号。

“三千里江山”的朝鲜也是在文化层面上深刻影响上海的一个国度。

《卖花姑娘》告诉上海的青春男女一个关于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凄厉故事；《金姬与银姬的命运》是对万恶的“南方”与豢养“南方”的美国强盗的最彻底、最愤怒的控诉；而《南江村的妇女》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则是对在万景台诞生的伟大领袖的统治的赤裸裸歌颂。我们还可以回忆起《看不见的战线》中的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他让我们在多少年以前就含混不清地感觉到生活中的阴谋和诡秘。

朝鲜人民军歌舞团的《血海》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说教的、绚丽无比的大型歌剧。

对出生于上一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上海男女来说，二十五年之后，他们或许已经忘却了当年朝鲜电影、歌舞剧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他们不会忘却那些充满了朝鲜民族特有情感的旋律。

在社会主义的灿烂明灯和三千里江山国度一边的是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含混的电影，它们也</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