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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呆子显然是被快感麻醉得过了头，好久以后才想起来喊疼，于是我压在他的背上，用嘴堵住他喉咙中冒出的音节，他痛到极点时咬破了我的唇，紧接着又把伤口里冒出的血丝吮吸干净。

我渐渐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他的身体就是铁砧，情Yu像锤子一样敲打我们俩，于是我们便无限度的贴近，相撞，摩擦。如果在我下面的是个女人，那么或许她从此会不再喜欢别的男人，只愿向我投怀送抱，而三呆子是个男人，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带给他的快感和痛苦，是同样巨大的。

第二天早晨起来，许三多显得萎靡不振，走起路来很费劲，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出去买早点，回来热好了端给他吃。

他红着脸看我，又带着很多羞愧，摸摸我那对肿胀的嘴唇，对我说：不管谁死了，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很不满的回敬他：应该小心的是你，整天和伍六一那种人混在一起死得才快！

从那儿以后他果然不再和史今见面，甚至连圣马力诺教堂都绝少踏足。日子过得越发艰难，我们走在街上都随时面临着从天而降的灾祸，上海站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在一定区域内引起日军的搜捕，想要掩盖自己的行迹和身份也变得不那么容易。

后来，伪政府开始下令挨家挨户捐献铜器和铁器，以支持日军前线的军火制造，做饭的铁锅都被征收走了，市面上的粮食稀少，去黑市买又贵得要死，很多人铤而走险去到日军运输线附近捡漏掉的米回来，于是被打死的平民尸体堆满了铁轨两侧。

托赖一张脸和两片嘴，我好歹还能有饭吃，三呆子呆在家里几乎成了我的保姆，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白色恐怖之下，我们自己的那一间阁楼小屋里却平静得如同世外桃源。

那段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我晚上不出门，便会关掉灯，和他在屋子里脱光衣服纠缠一夜。为了避免在床上搞出太大动静，让邻居们起疑，我们在地板上铺好褥子，在那上面滚来滚去。

为了保护我赚钱谋生的资本，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被我压在下面，偶尔也有一两次，我的恻隐之心动起来，被他在激动中掀翻，然后干脆就不再挣扎，由着他模仿我的样子，将烙铁放在铁砧上锤炼。

这呆子还没学会刻意温柔，他那偶尔的一次总是让我撕心裂肺的疼，就连吻也马马虎虎，总是牙齿碰牙齿不说，咬破嘴唇更是常有的事。他喜欢面对面的和我做，可是每次这样完事之后会格外的疼。有一次我扶着腰在路上走被队长瞧见了，他趁着没人注意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不要太浪费自己的资本，别仗着年轻，就对太太小姐们来者不拒，保护自己固然重要，但也要珍惜身体。

我觉得队长很奇怪，追问之下他才吐露说，吴哲失踪了。

吴哲和我们失去联络整整一个月，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队长分析很有可能是身份暴露被76号抓去审问，然后的结果不言自明，能从那里面出来的人，只有躺着的，没有立着的。

从此后，我们又少了一个同盟者，多了一份仇恨和责任。

吴哲失踪之前最后传递出来的一个消息说，日军已经全面露出颓势，正在做困兽之斗，我们的胜利大概指日可待。

日军投降前夕，我的日子最艰难。由于风声走漏，使得所有在沦陷期间的亲日派们惶惶不可终日，日夜盘算着该逃去何方或者如何洗白自己。

顾太太无奈的离开了上海，我的靠山便倒塌了一半，剩下的那些与我熟识的太太小姐们也都无暇他顾，保命尚且艰难，谁还会有心思找小白脸亲热？

正直的人们干脆朝我啐吐沫，没有将我捆绑起来法办已算开恩。我几乎失业在家，完全没有迎接胜利曙光的兴奋和快乐。

队长找到我，要我配合他去刺杀一名日军高级情报官员。八年的血雨腥风，使他的左膀右臂一一损失殆尽，现在也只有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特工，还能勉强帮上点忙。

上一次见队长时他憔悴得要命，大概是旧伤发作的疼痛闹的，我甚至怀疑他快要不行了。可是再见到他，他又敏捷利落得像个二十出头小伙子了，老天保佑这不是因为吞了一大把止痛药的缘故。

由于饭店看守严密，我们决定破釜沉舟。我跟那家饭店的领班软磨硬泡了半个钟头，他才放我进去找某位昔日的恩客。

我轻而易举的找到了日本情报官的房间，然后打开走廊角落的通风窗，让队长爬进来。

按照事先商定好的计划，我去隔壁房间安放炸药，队长则躲在对面房间内，只等爆炸声将那人吸引出来便一枪击毙。

日军岗哨并不如他们刚刚占领上海时那么严密了，几分钟才巡逻一次，因此我们的时间很宽裕。

然而我在隔壁发现了墙上的一只偷窥孔，从孔里能够看见，日军情报官正在和一个中国人交谈，他们说中文，而我的听力又十分敏锐。

炸药爆炸后，队长一如预料中的那样击毙了可恨的鬼子，但他也和我一样，看到了鬼子身边那名中国人。

所有的子弹都朝着他攒射过来，我帮他解决掉死角中的两名日军哨兵，便猛扑窗口。

脱身并没有浪费很大力气，我们身上也只是被高速擦过的子弹伤到毛皮。然而我们的脑子里却像是驾云驾雾，最具有威胁力的并不是随时可以致命的枪弹，而是我们看到的那张脸。

脱险后队长说，那个中国人是我们政府的高官，结合我听到的谈话内容，一起分析来看，我们的政府似乎是在和日军情报官做交易，以减轻他的罪责为代价，换取他手上掌握的共产党资料。

我和队长坐在古玩店地下室的昏暗灯光下，望着对方身上流血的伤口默默无语。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说出去，然而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当它从没发生过。

刺杀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正式广播的那天，上海成为人的海洋，几乎所有市民都从家里走出来，在主干道上游行欢庆。彩旗彩带和鲜花狂飞乱舞，锣鼓声和欢呼声惊飞了建筑物和树枝上的所有飞鸟，令它们许久不敢落脚。

我和队长站在街边，茫然的看着喜气洋洋的人们走过去。彩纸碎屑落在我们头上身上，还有人不断递给我们小旗子和标语，身边的人也都纷纷加入队伍的行列。

垂头丧气的日军和日本侨民们经过时遭到人群的围打，唾沫巴掌算是好的，有些人把手里攥着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朝他们砸过去，有个日本兵被打得头破血流。

国人的胜利是辉煌灿烂的，我和队长的胜利是暗淡无光的。

队长仍旧逆着人潮而去，他走到蔡公馆的废墟边，蹲下来。现在他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没有人能阻止他去寻找高城的遗骸。

可是他在那里很久，也没有找到一点高城留下的遗迹。经过几年的风雨变迁，这块地方虽然没有再重建，但也面目全非。队长忙碌了半天，也只翻动了小小的一角。

他直起腰喘气，我想上去帮忙，可立刻看见个一身黑衣的中年女人向他走过去。

那是几年没见的李太太，她老了很多，听说她的丈夫在汉口被抗日组织刺杀身亡，后来她就深居简出，俭朴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