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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看见她一点也不意外，或者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早晚都会碰到。李太太没说话，狠狠的扇了他一个耳光就走掉了。队长被打得趔趄一下，我还以为他会摔倒，然而他只是晃了晃，又蹲下用眼睛搜索。

最终队长还是一无所获，其实他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早在小楼爆炸的那一刻，就不能再指望找回高城的什么痕迹，那里一起被炸死的应该还有原田少佐和十几名日军宪兵，即便能够收敛到一些遗体碎片，也是无法分辨开来的。于是我对他说，就当是高城从人间消失了，他或许在什么地方，然而决不是死了。

几天后，我和队长以及上海站剩下的特工们得到了上面的嘉奖。队长被提升为上校，听人说大概过不了多久，他就可以登上副站长甚至站长的位子。我领到一身佩戴着上尉军衔的军装，穿着它拍了张照片，然后便脱下来，从此以后几乎没有再穿过。

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所有人想的都是先喘一口气，好好享受一段时间。我们用不着再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可以大摇大摆走在街上了。昔日的老鼠今天又变回了猫，我们的任务中心开始转向捕杀共产党。

队长在庆功宴之后便一头钻进给他新开辟的办公室，开始撰写为高城平反的证明材料。白天他要安排人对共产党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和调查，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当年熟悉高城的人不是失踪就是死亡，也没有更多更好的证据，于是这份材料写了长达半年之久，我经常在凌晨时分看到队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或者在路过蔡公馆废墟时，看到他站在那里发呆。

后来高城的父亲曾经来上海和队长见过面，他现在濒临下野，党内一些和他有仇的人开始借用高城投降日军的事情对他进行攻击。队长的平反材料递上去很久都没有回音，与这不无关系。高部长要走了一份材料的副本，说是要回去仔细看看，儿子当年在上海是如何奋战的。

抗战胜利两年后，高城的烈士之名才得以恢复。已经改名为保密局的上海站为高城在龙华立了一座衣冠冢，里面埋着的就是他当年留给队长的那张纸条。高家人在每年清明节也来吊唁过几次，高部长再要求跟队长见面，被他拒绝了，他说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请不要怪罪当年把高城拉下水，也不必感激自己为高城所做的这些。

队长在接受副站长任命前两个星期突然病倒，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别人都说他病得真不是时候，就这样眼看着唾手可得的肥差变成小鸟。可我觉得，队长或许正是在用这么一种办法来回避必须面临的任务——副站长是肥差也是难差，上任之后便要面临着全面围剿共产党特工的局面。

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队长果然说，他再没有心思像抗战八年一样去拼尽热血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或许他并不十分了解，但就接触过的共产党来看，根本不值得我们费尽心思去剿灭。我们的党和政府似乎更应该把眼睛睁开，看一看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接收大员们，这些无耻蠹虫相较于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来说，更加该死。

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党派间的对立和政府民众间的矛盾所取代，大街上又出现了游行示威的队伍，棚户区的臭气熏天和夜总会的歌舞升平几乎和上海沦陷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受穷的依然受穷，享福的仍旧享福。

我终于结束了独自为战的特工生涯，到情报处上班，虽然表面上我仍旧混迹于舞厅和夜总会，但却再也不必为了搞到什么东西而向太太小姐们投怀送抱。

队长出院后被调入军校，负责培训特工学员，我曾经被他拉过去几次，当成教学工具示范演练如何化妆跟踪和反跟踪，那些二十出头的姑娘小伙子们显然是将这一行业当成冒险游戏了，一下课就嘻嘻哈哈的议论起我和队长究竟谁才是当年十里洋场的男花魁。

关于这个传说队长早就见怪不怪，对于这种无聊的话题我们俩一笑置之。学员们中间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队长的传说，比如女学员们最感兴趣的是队长为何年近不惑却仍旧孑然一身，在大家纷纷甘享胜利果实的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将老家的糟糠之妻或者沦陷期间认识的红颜知己接到身边名正言顺一下吗？为此，队长给保密局局长的说法是，抗战期间执行任务受伤，导致后来肾出了毛病，所以不宜成家，不想为了摆谱而祸害无辜的女人。

有次我去看队长时跟他说，你们特训班里有个女孩子暗恋你呢，他说知道，所以最近都没怎么亲自上过课了，如果再发展下去，他会把这个女学员开除。我真有些羡慕队长这种在旁人看来被打入冷宫的日子，由于身处情报处我不得不按照命令去调查和搜集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资料，我感觉到这将是我和许三多前所未有的劫难，可是我不可能像队长一样隐退，我还年轻，并且情报处处长已经知道了我和许三多的关系，他把赌注押在了我的身上。

队长有些歉意的跟我说，如果当初不将我拉入抗日的阵营，也许我现在还和许三多过着平平安安的小日子。

这种后悔的口气有些似曾相识，可能同样的话队长曾经跟高城的父亲说过，他总是习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即便嘴上说了军校的工作只是个养老营生，可是照样看他写训练计划写到天亮。

我总觉得队长是在实施一种自杀，医生说过他身上那些旧伤本就不应该再这样劳累，而他这样不顾一切的熬夜和工作无异于雪上加霜。

果然，没过多久，暗恋队长的那个女学员在路上截住我，告诉我说她前一天晚上想要偷偷去给队长送吃的，摸进房间却发现队长在家，然而她没有受到任何自卫性质的攻击，队长正躺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浑身冒冷汗，疼得快要晕厥。她想去叫医生，却被队长阻止，告诉她是老毛病，早年的旧伤复发了，找医生也没用。

在队长的指挥下，她从柜子里翻出一瓶止痛药，看着队长吞下去一把，然后正言厉色的警告她，不许说出去。她害怕得很，终于想起我来，我是唯一一个在队长面前敢开玩笑的人，是队长常常在课上表扬的大师兄，所以唯有求助于我。

当天晚上我就去了队长的住处，当着他的面翻出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止痛药，他几乎没有力气阻止我，可以想像必定是刚熬过一阵剧痛。我很愤怒，好像每个人都有他必须要死的理由，唯独让我一个人看着所有过程，我能想办法杀死我恨的人，却没有办法救我爱的。

我对队长说当初真的不如放任我在上海滩自生自灭的好，你让我有了自尊和信仰到头来却比无知无觉混日子的小赤佬还要痛苦！

我知道我的话非常伤人，但后悔已晚，本来就一直按住肋下直不起腰的队长猛地喷出一口血，我吓坏了，急忙抢过去抱住他。

剧痛让他浑身痉挛，他被血沫呛得咳了几下后，身子就软了，我摸到他右侧腹部有个明显的硬块，并且只有触摸后才知道，他消瘦得厉害。

我把大衣脱下来，裹住队长，然后抱着他冲出军校，直奔医院。

抢救了大半夜他才保住一条命，医生说是肝癌，这病没救，只能靠止痛药挨日子。我守在队长床边直到他醒过来，他连伸手给我擦眼泪的力气都没有，却还笑笑说，你说得对，我们都没活明白，以前都觉得自己看透了，实际上那是在被命运耍着玩。

从此后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看队长，看着他被疼痛折磨，吃一点东西就要吐得昏天黑地，普通的止痛药很快不起作用，于是他在整夜整夜的低烧之余，还要睁着眼睛强忍剧痛。

我不忍心看着他这样一点一点被耗干，变成皮包骨头的一小团，于是跟保密局管物资的老王要了瓶药水。

看到那个装药水的小瓶队长立刻就明白了，欣慰的夸奖我如此善解人意。我说，因为能力有限，搞不到那种没知觉几秒钟毙命的，现在这瓶喝下去大概会难受一个多小时，可药效很好，没有抢救回来的可能，沾上了就必死无疑。

队长此时已经不能起床了，他勉励伸手向我要那瓶药水，可我却不给他。

“想想遗言吧，你想呆在医院里还是回家？还有，想把自己葬在什么地方？”

队长想也没想就说，他想再去看一眼蔡公馆的废墟。

队长去世的那天天气很好，没刮风没下雨，不冷也不热，阳光普照下的街上车水马龙，红男绿女全都出来晒太阳散步，上海好像和我平时看到的上海很不一样。

我借了辆车开出来，把队长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然后直奔蔡公馆废墟。

抗战胜利后那里一直没有动工修复，似乎有传说闹鬼。我想大概是常常跑去翻捡东西的队长被人误认为是出没于夜间的幽灵了。他的确有点像个幽灵，那身白西装，在漆黑的夜里不吓着旁人才怪。

那一天队长又叫我帮他穿好白西装，胸前的口袋里还插了朵红玫瑰，如果不是他脸上的死灰色，我可能会恍惚的觉得自己回到了八年前，只当他还是夜总会里靠女人过日子的小白脸。

车子在蔡公馆的废墟前停下，那里没什么人去，显得很清静。队长坚持要下车，我也只好扶着他过去。

本来以为他会说点什么，可是驻足了半天，直到他体力不支晕倒在我怀里，却始终没有开过口，往常他到这里来都是低下头寻找，然而那一天他一直在抬头望着半空，那里本来是蔡公馆小楼的二楼位置。或许在他眼里能够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和人，在那一刻，尤其是他已经知道自己马上就可以脱离苦难，所以才会这样迫不及待。

我把疼痛难忍的队长抱回车上，等我也上车准备发动车子回家的时候才发现，临行前他固执的从我手里要来的那瓶毒药已经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悄悄的喝光了瓶子里的药水，想要出其不意的死在高城殒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