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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二岁的时候,曾经得了痔疮病,每次大便都要带出少许血样。尤其是在夏天天干物燥时,情况更为严重。痔疮是种常见病,但像我当时这个年纪得这种病,医生说并不多见。为此,母亲很是着急。她四处打听,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根治。每次病情较为严重时,当地卫生所就开一点去火消炎的药,缓解一下病情。母亲曾经带我去找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捡了几副草药,熬汤喝了也不见效。
后来当地诊所调来了一个姓傅的女医生,她介绍说在本县崔家桥镇卫生院有位刘院长很善长治这种病。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1966年8月,学校放了暑假。这时我已经高小毕业,在家一边参加队里的劳动一边等待升学通知。
母亲决心要在我升入初中前治好我的病,决定马上带我去崔家桥镇卫生院找刘院长。母亲找到诊所傅医生,请他写封信给刘院长。傅医生很热情,当时就写了一封。并介绍说刘院长人很好,一定可以治好这个病。这更使母亲增添了信心。
那时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有了好转,但仍然不宽裕。为了给我治好病,妈妈老早就积攒了一些钱。
事不宜迟,拿到傅医生写给刘院长的信的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了床。母子俩早早的吃了早饭,带上一些生活用品就上了路。
从我家到崔家桥镇我们没走过,听说有五十里路。由于还不知道治疗的费用要多少钱,为了节省开支,妈妈问我徒步走路去行不行,奈不奈得何?我虽然没有一次走过这么远,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毫不犹豫的同意徒步去崔家桥。
我们母子俩沿着319国道朝崔家桥方向前行。那时的319国道还是一条二车道的沙石路,路上行驶的汽车也不多。每次汽车驶过,都会掀起漫天尘土,使人睁不开眼睛。公路两旁的民房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土,两边农田里成熟了的稻谷上也沾满了灰尘。田埂上的绿叶披上了黄装。我和母亲行走在公路边上,每当车辆经过时,都要停住脚步,捂住鼻子屏住呼吸,等尘土随风漂走后继续前行。尽管这样,还是被扬起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很不舒服。每走一段路都要在路边找有水的地方洗一洗。这样,五十多里路我们从清早走到中午,又从中午走到下午大约二点多,终于到达了崔家桥镇。
这个小镇也是一个公社所在地,319国道从镇中心经过,崔家桥卫生院就在桥头边。卫生院门前流淌着一条小河,小河不过十多米宽,一座花岗石砌成的拱形小桥就架设在这条小河上,这就是崔家桥。
我们母子俩走进卫生院,母亲向值班的老大爷简单的说明了情况,并递上傅医生写给刘院长的信。老大爷也不多说话,让我们在值班室里先坐会儿,自己径直去了诊疗室。
不一会儿,从诊疗室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这就是刘院长。”老大爷指着走过来的人向我们介绍。
刘院长中等个头,看起来精明能干,英俊的姿仪显示去此人很有修养,面带微笑但不失严肃,没有架子但也不随便与人攀谈。
我和母亲迎了上去。刘院长瞟了我们一眼,没等我们开口,一边看信一边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然后打量起我们母子俩。
“还没有吃饭吧?”
“没有,刘院长!”听到问话,我喊了一声院长,开始了与这位刘院长的第一次交流。
刘院长看到我们母子俩灰头土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想他已经猜到我们是走路来这里的。院长没有多问,立马吩咐厨房的老赵师傅给我们母子准备一些饭菜,招呼护士把我们领进了病房。
这是一栋二层木制小楼,每层有七八间,楼上是病房,楼下是诊疗室、药房和院长办公室。木楼的前面是一排五间平房,那里是卫生院的生活设施。两栋屋中间是一个十几米宽的小院,两边砌有围墙。地方虽然不大,但看起来非常干净,整个卫生院管理得井井有条。卫生院里住院的病人并不多,除了我们母子俩,还有四五个病人。
等我们吃过饭洗完澡回到病房,卫生院已经下班。没想到这时刘院长来到了我们病房。他向我们问起傅医生现在的情况。我发现这位院长和蔼可亲,与第一眼看到他时稍带严肃的表情不大一样。我们向刘院长介绍了傅医生现在的情况。由于傅医生就在离我家不远的诊所工作,我们知道的情况也不少,都跟刘院长说了说。
原来,傅医生与刘院长是卫校的同学又是同乡,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两人分到了不同的地方。
也许是头一次在外地就医的原因,我开始心里比较紧张烦躁。刘院长可能是发现了我的情绪不对,耐心的做我的心理疏导工作。他见到我就说:“小胜,你的病只是使一个小手术,一点也不疼的,过几天就啥事也没有了。”听到这样的话,我的紧张情绪好了许多。
入院的第三天,院长就安排了为我做手术。是刘院长亲自出马,别外有二个医生帮忙。的确,这是一个小手术,上手术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只是打麻药时有点疼。手术后我没有异样的感觉。院长说还要再住几天院,等拆了线才能出院回家,叫我们安心养病。
在崔家桥卫生院的十几天时间里,我们母子没有感觉不方便,卫生院从院长到护士再到职员对我们都很好。这使我感觉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我庆幸自己在他乡遇上了好人,并对刘院长的医疗技术和热情周到感谢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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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二岁的时候,曾经得了痔疮病,每次大便都要带出少许血样。尤其是在夏天天干物燥时,情况更为严重。痔疮是种常见病,但像我当时这个年纪得这种病,医生说并不多见。为此,母亲很是着急。她四处打听,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根治。每次病情较为严重时,当地卫生所就开一点去火消炎的药,缓解一下病情。母亲曾经带我去找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捡了几副草药,熬汤喝了也不见效。
后来当地诊所调来了一个姓傅的女医生,她介绍说在本县崔家桥镇卫生院有位刘院长很善长治这种病。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1966年8月,学校放了暑假。这时我已经高小毕业,在家一边参加队里的劳动一边等待升学通知。
母亲决心要在我升入初中前治好我的病,决定马上带我去崔家桥镇卫生院找刘院长。母亲找到诊所傅医生,请他写封信给刘院长。傅医生很热情,当时就写了一封。并介绍说刘院长人很好,一定可以治好这个病。这更使母亲增添了信心。
那时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有了好转,但仍然不宽裕。为了给我治好病,妈妈老早就积攒了一些钱。
事不宜迟,拿到傅医生写给刘院长的信的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了床。母子俩早早的吃了早饭,带上一些生活用品就上了路。
从我家到崔家桥镇我们没走过,听说有五十里路。由于还不知道治疗的费用要多少钱,为了节省开支,妈妈问我徒步走路去行不行,奈不奈得何?我虽然没有一次走过这么远,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毫不犹豫的同意徒步去崔家桥。
我们母子俩沿着319国道朝崔家桥方向前行。那时的319国道还是一条二车道的沙石路,路上行驶的汽车也不多。每次汽车驶过,都会掀起漫天尘土,使人睁不开眼睛。公路两旁的民房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土,两边农田里成熟了的稻谷上也沾满了灰尘。田埂上的绿叶披上了黄装。我和母亲行走在公路边上,每当车辆经过时,都要停住脚步,捂住鼻子屏住呼吸,等尘土随风漂走后继续前行。尽管这样,还是被扬起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很不舒服。每走一段路都要在路边找有水的地方洗一洗。这样,五十多里路我们从清早走到中午,又从中午走到下午大约二点多,终于到达了崔家桥镇。
这个小镇也是一个公社所在地,319国道从镇中心经过,崔家桥卫生院就在桥头边。卫生院门前流淌着一条小河,小河不过十多米宽,一座花岗石砌成的拱形小桥就架设在这条小河上,这就是崔家桥。
我们母子俩走进卫生院,母亲向值班的老大爷简单的说明了情况,并递上傅医生写给刘院长的信。老大爷也不多说话,让我们在值班室里先坐会儿,自己径直去了诊疗室。
不一会儿,从诊疗室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这就是刘院长。”老大爷指着走过来的人向我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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